前言: 《一九四二》是馮小剛的最后一部膠片電影,而今他的新片《私人定制》也變成了數碼拍攝。現在在內地,基本上所有導演都已經不用膠片拍電影了,各大影院的膠片放映機也所剩無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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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是馮小剛的最后一部膠片電影,而今他的新片《私人定制》也變成了數碼拍攝。現在在內地,基本上所有導演都已經不用膠片拍電影了,各大影院的膠片放映機也所剩無幾。數碼取代膠片的速度一日千里。記者報道香港金像獎時,發現眾多香港電影人也都在做一件事:告別膠片時代。膠片見證了香港電影的興與衰,金像獎除了向停止生產電影膠片的柯達公司頒發了“向先鋒致敬”的特別獎外,兩名香港電影人也獲得由王家衛頒發的“專業精神獎”,而獲獎的呂麗樺和高天宙,他們是沖洗電影膠片的師傅,他們原以為下輩子也會用膠片拍電影的,卻想不到在2013年便要與之道別。
膠片是有生命力的,像一本生活中有氣質和質感的日記,它雖然會褪色,卻是一件經歷了時間、記錄了人生、蘊藏了智慧的物件……
在電影圈,沖洗膠片是電影制作的最后一道程序。呂麗樺說,沖印電影膠片是個技術活,每天早晨要花兩個小時檢查沖印器材,監控合適的溫度、藥水濃度,調校運行速度,“演員可以重來,攝影可以重來,每個環節都可以重來,唯獨膠片沖印不能重來,一旦出錯,時間與金錢的損失是難以估計的。有時在半夜,還有人送電影膠片過來要求沖洗,都得堅持工作程序,因為時間不是出錯的借口。”高天宙沖洗的電影已經有上萬部,除了港片,還有亞洲其他各地的電影。“當時香港的沖印水平在亞洲首屈一指,只有日本可比,我每月沖印的電影拷貝有2000多個。”那個時候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期,每天都有新片上映,高天宙忙得不可開交,以至于圈內有個形容,就是“送到影院時,放拷貝的鐵盒還是熱烘烘的,是因為沖出來還未降溫就直接裝箱,取出來的膠片還在滴水。”香港電影發展至今,很多電影公司沒有保存拷貝的地方,于是就把拷貝寄存在了高天宙的廠房,雖然高天宙要全天管理,但從來沒有要過房租,后來很多電影公司倒閉或者影片出品人過世,高天宙就將數千部電影拷貝轉交給了各地的電影資料館。
手持數碼相機,只要電量和容量允許,我們可以毫無節制地“咔嚓”。但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膠片發燒友,仍喜歡拿著膠片相機,瞄準、對焦,然后“咔嚓”。而讓電影人告別膠片,真是個難題。對膠片留戀,但不得不告別,是業界的普遍心態。導演馮小剛曾感嘆:“《一九四二》將是本人使用膠片拍攝的最后一部電影。一個時代翻篇了,揮之不去的是膠片留在心里的味道。”周迅說:“從小進出電影院,那兒彌漫著膠片的氣味。當演員后,每次走進拍攝現場,我都能嗅到膠片那種特別的氣味,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憶。”
盡管成像技術和數碼相機的發展日新月異,但不少人依然留戀膠片的味道。走訪香港電影圈,所有的明星都有對膠片的不舍情結,膠片見證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雛菊》、《無間道》、《傷城》等電影的導演劉偉強說:“膠片對我們這一代人很重要。它有奇妙的放射性,當膠片劃過放映機投射在大銀幕上時,都有一些很有感覺的東西在銀幕上綻放。雖然數碼拍攝制作出來的影像十分清晰,可是卻沒有膠片那種層次感,現在我們也在努力,希望數碼可以模擬到膠片給我們的感覺。”演員楊千華也說:“膠片是有生命力的,像一本生活中有氣質和質感的日記,它雖然會褪色,卻是一件經歷了時間、記錄了人生、蘊藏了智慧的物件,很有生命力。”演員張家輝說:“對我而言,膠片拍攝的才是電影。數碼影像太銳利,沒有氣氛,沒有質感。”至今,杜琪峰還是堅持用膠片拍電影,鄭秀文說:“因為杜琪峰導演對膠片的鐘情和堅持,我也被感染了,他說過要堅持用膠片,直到最后一卷都用光,我也愿意陪膠片走到它生命的最后一刻。”任達華認為膠片其實是一種精神,“現在人們用慣了高科技,變懶了,變得速食了,大家都追求快,無疑速度快了會令成本降低,但也會變得人為和大眾化。膠片那種飽滿、飽和的質感是數碼達不到的。拍膠片,講求準確度;拍數碼,世界更寬容,很多事都能控制、調整,還能表達天馬行空的小說情節和精髓。比如說《哈利·波特》,要用膠片拍的話,很多效果做不到。”《黑客帝國》主演基努·里維斯被記者問及導演處女作《太極俠》是否用傳統膠片拍攝時說:“膠片太貴了,我拍不起。”他坦言,由于現在的電影院里放映膠片的設備比例越來越小,因此膠片電影的“存活”空間也將越來越小,但他表示,自己對膠片非常留戀。
電影業告別膠片、擁抱數字化是大勢所趨,中國的院線數字化進程趕超美國,現在新建影院超過九成已經實現數字化,影院放映的新片膠片格式的已經很少,100多年的電影膠片時代漸行漸遠……
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提名的9部影片中,7部采用膠片拍攝,只是在后期才使用了數碼編輯和發行技術。不過,電影業告別膠片、擁抱數字化是大勢所趨。在膠片時代的高峰時期,全球電影業每年使用的膠片長度超過365萬千米,相當于地球與月球之間距離的10倍。然而,今年全世界使用的膠片長度估計只有121萬千米,全球約有一半的商業銀幕已實現數字化放映。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283部中外電影,傳統35mm膠片電影仍屬主流,有115部,占總數的四成多,但比上屆減少三成多;反之,數字電影有82部,比上屆大增兩倍半。香港電影節數字電影的迅猛增長只是目前數字電影大面積取代膠片電影的一個縮影。美國主流院線將在2013年年底停止放映膠片電影,西歐將于2014年年底完成。而中國的院線數字化進程趕超美國,現在新建影院超過九成已經實現數字化,影院放映的新片膠片格式的已經很少,100多年的電影膠片時代漸行漸遠。沈陽某影城的市場部經理楊培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坦言,數字放映正在越來越多地應用于沈陽的各大影院中,目前很多影院的放映設備兼容兩種放映模式,但絕大多數電影還是以數字放映為主。這是因為,數字放映只需要在電影上映前向各個城市的影院派寄硬盤,并在同一時間發送數字密鑰啟動放映即可。其主要成本集中在硬盤上,所以相對膠片拷貝動輒萬元的洗印和物料費用,成本相當節約。從影院的角度來講,膠片放映的物量流程也相對麻煩,使用數字放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運營成本。拋開發行和運營的效率因素,兩種放映模式也各有優劣。首輪播放時,觀眾是看不出兩種放映模式有何區別的。但電影膠片有天然的局限性,即隨著放映次數的增多,畫面質量會隨之下降,出現雪花狀的噪點。而數字放映卻不存在這個問題。不過,從影院專業放映的角度來講,膠片電影的色彩還原度和畫面對比度仍然是超出數字電影的。當然,這些細微的視覺差異,只有專業人員才看得出來。至于膠片電影能否被數字電影全面取代,只能說是一種趨勢。
技術進步和成本的壓力是膠片迅速走向數字化的根本原因。目前,制作一個膠片拷貝的成本是8000元到1萬元,加上運輸成本,是一筆較大的開支,而數字拷貝成本只有300元到500元,大幅度降低了發行、放映成本。一向喜歡嘗試新技術的張藝謀,更是于2009年就開始數字化拍攝嘗試,《三槍拍案驚奇》就是張藝謀第一部數字電影,最終出來的效果讓張藝謀非常滿意,以至于隨后的《山楂樹之戀》,張藝謀用這種技術上了癮:“數字拍攝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用擔心錢,膠片跑一分鐘就要7000塊,但是數字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拍,尤其對于新人擔綱主演的電影,燒膠片是燒不起的,但是數字拍攝,就讓他們一遍一遍地演好了,周冬雨不少鏡頭就拍了100多條。”相對于全球一半以上的銀幕實現數字化放映,中國影院在這方面走得更快,香港著名電影制作人江志強說:“中國影院的數字化率估計已經超過90%。”香港年輕導演周顯揚的作品《大追捕》在內地影院投放的全部是數字拷貝。周顯揚告訴記者,數字化后看到的畫面更加清晰:“以前膠片放映,因為膠片有磨損,有一個衰減的過程,很多膠片放映到后期,已經有損毀,我們可能會看到類似雪花或者劃痕的東西,有時候聲音也會失真。但數字放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開始什么樣,最后還是什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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